以杨丽萍为总导演、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自上演以来，在舞坛以至艺坛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近日更由于云南省委、省政府和中国舞蹈家协会隆重推出――进京公演，相关文化公司有效的市场运作和诸多媒体的鼎力宣传，使最初的冲击波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可以预见，这样的势头会有持久力并将对当代舞蹈发展产生健康的推动力；它也必然引起诸多专业舞人的职业性思考。

杨丽萍的成熟

坐在剧场里，看到久违的杨丽萍以及和她相互辉映――生成于云南那片神秘而广袤大地的舞蹈群体，我问自己：这就是70年代末，我在日记中称之为“舞蹈精灵”并通过《舞蹈杂志》第一次呼唤出的那个首次在京城亮相――稚嫩、充满灵气杨丽萍？这就是80年代末我为其主持舞蹈专场国外首演――艺术个性见端倪的杨丽萍？这就是90年代末，对我的小小批评予以辩驳――自信、执拗的杨丽萍？此次又见杨丽萍，不尽为她的成熟而感动。如果说，在杨丽萍以往脍炙人口的舞蹈中，人们对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精致的形体呈现已有共识，那么在《云南映象》中，我们分明看到一个向着自由王国朝圣的舞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感悟和信仰――强烈而执着，她的灵肉、血脉，与孕育她的大地紧紧相连。

深厚的继承性与非凡的创造力

杨丽萍和她的《云南映象》看上去似乎很个人化、民营化，但这个艺术成果并非孤立的特立独行，一时的心血来潮和突发的横空出世。其艺术原动力来自深植于云南沃土的原生态民族歌舞固有的生命力，采精气于众多对民族艺术有着深厚情感、执着信仰，前仆后继地奋斗过、奋斗着并有所作为的文艺家（如著名音乐家田丰，著名舞蹈家张克，轰动一时的《跳云南》的创演集体等等）。所以，这个成果具有深厚的继承性――某种意义之“集大成”。

《云南映象》也迸发着非凡的创造力。杨丽萍领衔的创作集体，对散见于云南――自然传衍着的各民族愿生态舞蹈进行了更为深入、广泛的开掘，即使对云南舞蹈并不陌生的人，也会从《云南映象》中看到新鲜的舞蹈形象和蓬勃的活力。基于采风所下的真工夫，才能对原生态舞蹈的审美取向有独到的眼光，并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准确地提炼出它们的优质基因――“系着土风升华”。飞得多高也与大地连着根，飞得多远也没有失去家园的亲情。这种对美的“发现”呈现出非凡的创造才能，将那些深涵于民族舞蹈之中――又未被人们所经意的基质，予以提炼、浓缩、铺张、强化、升华，有如独具慧眼的智者，将深埋于泥土的珠玉拭去尘埃，适度雕琢，穿缀成链，使其发出本真的光泽――直逼假首饰的“耀眼”，令其相形见绌！

非“杨”莫属的作用和新世纪的时代特征

无可否认杨丽萍在《云南映象》中非其莫属、无可替代的灵魂作用。她以自己的舞蹈主张、舞蹈理念、舞蹈信仰为作品定音，引领着全体参与者追随她一次次地燃烧自己，也点燃观舞者的心灵。这绝非一般意义的“明星效益”，而是以高扬的主体意识实施着神圣的舞蹈洗礼，体现出义无返顾的求索，忘我的痴迷与癫狂和高度“秩序化”的舞台呈现――精致的形式感。“癫狂与秩序”有机结合，是许多舞人苦苦追求又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缺少了杨丽萍，在《云南映象》中就难以实现。

《云南映象》的幸运，还在于它产生处于文艺体制改革、文化产业深入发展的新世纪。杨丽萍比起著名作曲家田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先驱者的坎坷经历、沉重步履、悲剧命运，尽管依然艰辛，却顺畅得多。这其中，不可低估在艺术发展中强化政令和企业家的文化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态作用。无论是云南省领导的决策性举措、关键性支持，或是相关文化企业的良性市场运作，都对这部优秀艺术作品的催生、滋养，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其打上了鲜明的新世纪的时代印记。

健康当今舞坛的推动力

我们还应该特别感谢杨丽萍以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及其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对当今舞坛以“创新”、“求生存”为名，实则淡化、丑化、变异民族舞蹈属性的那股不大（无真正生命力）、不小（鼓噪已久）之风，起到了健康的引导作用――示以出路。它再一次证明了文化主流队伍所承担的民族舞加工、创新任务，绝非向“歌舞厅式”的感官刺激靠拢，（那仅只是娱乐性消费的一种）；更不能以媚俗（廉价展示“色相”）去争取市场”。当然，学习杨丽萍经验的真谛并非易事。缺少对民族舞蹈发自内心的尊重、热爱，以及学习、研究的真功，仅只是随手猎奇“素材”，轻率地予以处置；缺少了艺术家对艺术的神圣感，而是当作攫取名利的营生，无论多么“聪明”，也难以汲取其中的宝贵营养。

艺术的灵魂在于创造，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于“独一无二”。在这个意义上，《云南映象》绝不是唯一模式――切莫争相“复制”，其自身也还有加工、提高的很大空间。

“原生态”的严格界定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原生态”文化具有比较严格的界定。即：原生形态（基本不带加工、包装）；原生生态（未脱离其生成、发展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自然、或准自然传衍。它是木之本，水之源――为民众及艺术家所共享。《云南映象》显然是艺术家创作的舞台艺术品，凝聚了艺术家的个性化创造和相当程度的舞台包装，而非民间艺术的“土坯”。以“原生态舞蹈”为“卖点”并不高明――并未提高其文化艺术价值。或许在历史的演进中，其中的某些“舞蹈元素”能够成为汇入奔腾不息的传统长河中的新鲜水脉，但那将是一个渐进的、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盲目地打出“原生态”之品牌，既低估了《云南映象》的艺术创造力，更会混淆“文化源头”的概念，“炒作”应改弦；学人当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