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是民族的记忆、梦魇、经历，某个舞蹈总是起源于某个民族，虽然后来在流传中不断吸纳与扬弃而风格有变，但或多或少总还会带有它的母体民族的性格特征与经历痕迹。所以分析舞蹈，从民族性上找原由，是条好路子，张爱玲就深知此理。如她对探戈的评析：

 “……探戈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累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鲜红的阔腰带，毒药，匕首，抛一朵玫瑰花给斗牛的英雄——没有罗曼斯，只有罗曼斯的规矩。这夸大，残酷，黑地飞金的民族，当初的发财，因为太突兀，本就有噩梦的阴惨离奇，现在的穷也是穷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绝望。他们的跳舞带一点凄凉的酒意，可是心里发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动还是有许多虚文，许多讲究。永远是循规蹈矩的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

 张爱玲又深知舞蹈反映民族的生存环境与状况，她从这个视角去看印度舞，把印度舞诠释得很透彻：

 “印度有一种癫狂的舞，……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丛丛壮大的厚叶子水草。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张爱玲在《谈跳舞》里提到美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吉特巴（Jitterbug）。吉特巴俗称拉面舞，又叫帕司。二战期间水兵在甲板上用皮靴的靴跟靴掌击打出明快的节奏伴舞，因而又称水兵舞。吉特巴起源于美国西部，最初是慢四步跳法，后被牛仔带入东部，又吸取了其他舞蹈的特点，节奏发生变化，终于变成了一种活泼轻快热情奔放又带有随意性的舞蹈。二战中吉特巴由美国水兵带到广州上海，张爱玲应就是由此认识吉特巴的。张爱玲由该舞动作快速而有爆发力，将它译为“惊蛰”——既顾及了原声发音，又反映了舞蹈的动作特点如同春雷下冬眠小虫的蓦然惊醒。她认为它的流行是因为所有的人在舞蹈中身心得以释放：

 “……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拼命踢跳，跳到疲筋力尽为止。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

 张爱玲向来对各种民族舞蹈十分注意，也有机会看到。她在香港念大学期间，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借用港大宿舍消夏，其中有一位被美国太太拣去的俄国孤儿纳塔丽亚会随着唱片里播放着的民歌“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和吉卜赛人/到树林里去”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还有一个泰国曼谷女孩玛德莲，“会跳他们家乡祭神的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在张爱玲的同学中，有位在修道院读过半年书的马来亚来华侨金桃，也时而“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美丽”。

 张爱玲在朋友们极力怂恿下，去看了根据拜伦的长诗改编的芭蕾舞剧《科赛亚》，可能就是因为朋友们事先表现出的对它膜拜的态度，引起了张爱玲的逆反心理。朋友们说单是该剧的服装布景颜色的鲜明也很值得一看，张爱玲就直接表示对色彩的不以为然，说是还不如香烟壳上的画来得亲切。芭蕾舞向以舞姿轻盈优美著称，张爱玲偏要这样说：“就坐在最后一排也看得见俄罗斯舞女大腿上畸形发达的球状的筋，那紧硬臃肿的白肉，也替她们担忧，一个不小心，落脚太重，会咚地一响。”明显地是在挑刺，仿佛当时心情不好似的。

 1945年4月9日，《新中国报》报社在华懋饭店8楼第3室为来访的朝鲜舞蹈家崔承喜举办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了关露、潘柳黛、张爱玲等几位女作家参加。崔承喜15岁毕业于朝鲜京城淑明高等女子学校后，到日本东京学习西洋舞蹈。3年后，先后在京城及东京设立舞蹈研究所，以东方舞表演声名鹊起。二战中巡演于美洲、欧洲各地，获“日本现代舞后”（因当时朝鲜被日本侵占）之誉。1941年来我国，1943年在华中一带表演，同时在北平设立了一个舞蹈研究所，教授中国学生。这是她第二次到上海，还曾与梅兰芳长谈舞蹈艺术。那天在座谈会上众人主要是听崔承喜侃侃而谈，几位女作家话都不多。张爱玲穿着桃红色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戴着眼镜，沉静的目光从镜片后射出来，牢牢地盯住崔承喜的脸，以至在场的记者觉得张爱玲仿佛不在听人说话，而只专心地要“从崔承喜的脸上找出艺术的趣味来”。实际当然不是如此，在崔承喜大谈了文学与艺术不应模仿古代与西洋，而应取其之长，创造出现代的、属于自己的（东方的）东西来之后，主持人征询张爱玲的意见。显然张爱玲是同意崔承喜的观点的，大概一时也来不及整理思绪，于是也就顺着舞蹈家的话头随便说了两句：

 “我觉得在文学上，我们也必须先研究西洋的，撷其精华，才能创进。舞蹈音乐亦正如此。”

  在此前后，张爱玲去观看了崔承喜的舞蹈。崔舞中有一个情节是写一个少女逗一个自卑的驼背人：她先与他跳了一回舞，使他觉得她对他有好感，但随即又跑开了，使他感到失望。总是那位少女对驼背人的作弄只是出于调皮，一个单纯天真的少女的调皮，行为虽不大妥，但后果不严重，所以观众虽然为驼背人难过，但也容易原谅少女。崔舞如此处理人物关系，很合张爱玲口味。她对胡兰成说：

 “讽刺也是这么好意的，悲剧也还能使人笑。一般的滑稽讽刺人来没有像这样的有同情心的，卓别林的影片算了不得的了，不过我还是讨厌里面的一种流浪人的做作，近于中国的名士派。那还是不及崔承喜的这支舞。到底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最基本。”

 由此看来，崔承喜的文艺观与张爱玲的确是相合的。

 1943年春，日汪借纪念和庆祝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即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三周年之机，作秀“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先是东条英机亲临上海访问，继而陈公博作为特使回访东京，随后日本著名文艺团体“东宝歌舞团”派出40名女团员，作为政府文化使节来到中国，进行所谓“亲善访问”，先在南京，后又到上海“南京大戏院”公演大型歌舞。伪中华电影联合公司（即“华影”）为他们组织了盛大的游园活动，同时邀请该团参加歌舞片《万紫千红》的拍摄。该影片由李丽华、汪洋主演。

 提起东宝歌舞团，大家必定想起广告上的短裤子舞女，歪戴着鸡心形的小帽子。可是她们的西式跳舞实在很有限，永远是一排人联臂立正，向右看齐，屈起一膝，一踢一踢；呛地一声锣响，把头换一个方面，重新来过；进去换一套衣服，又重新来过。西式节目常常表演，听说是因为中国观众特别爱看的缘故。我只喜欢她们跳自己的舞，有一场全体登台，穿着明丽的和服，排起队来，手搭在前面人的背上，趔趄着脚，碎步行走，一律把头左右摇晃，活络的颈子仿佛是装上去的，整个地像小玩具，“绢制的人儿”。把女人比作玩具，是侮辱性的，可是她们这里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好玩的东西，一颗头可以这样摇那样摇——像小孩玩弄自己的脚趾头，非常高兴而且诧异。

 张爱玲把俄国跳芭蕾舞的演员也叫舞女，把东宝歌舞团的演员也叫舞女，与“交际花”的舞女并列，由此可见她的确是比较看低她们的。“舞女”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不时出现，散文里经常提及；小说里也有一些舞女形象，写得比较丰满的是《十八春》里的曼璐，另外都是速写或蜻蜓点水，比如《桂花蒸 阿小悲秋》：

 ……她下楼去拎了两桶水上来，打发主人洗了澡。门铃响，那新的女人如约来了。阿小猜是个舞女。她问道：“外国人在家么？”一路扭进房去。脑后一大圈鬈发撅出来老远，电烫得枯黄虬结，与其他部分的黑发颜色也不同，像个皮围脖子，死兽的毛皮，也说不上来这东西是死的是活的，一颤一颤，走一步它在后面跳一跳。

 《浮花浪蕊》里有个“叶太”，叶太“显然是个外室，也许本来是舞女”。这使人想起胡兰成在结识张爱玲前，把比张爱玲还小几岁的上海百乐门的一位红舞女应嫫娣，长包在大酒店里做外室。有了张爱玲，他才冷落了应嫫娣。后来他与应嫫娣分手，还到张爱玲面前伤心流泪，而张爱玲“亦不同情”。张爱玲对应嫫娣应不止印象深刻，爱说话之如胡兰成，一定会将应嫫娣的故事说给张爱玲听。而后来竟演成张爱玲与一个舞女“抢”男人。再后来，胡兰成又因有周训德、范秀美而冷落了张爱玲，置张爱玲于当年应嫫娣之同样地位；而张爱玲最终又像应嫫娣一样主动提出分手……这位下笔爱情如踢挞舞的才女，在现实的爱情中却焦头烂额、几乎要与舞女纠缠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