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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伴舞演员 离明星最近的人-舞蹈基本知识

来源:河南艺术中专学校招生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2-04-06 15:25:13

1月12日在丰台区某排练场,伴着熟悉的春晚开场音乐,吉林歌舞团的李阳身着黄长T黑裤,夹在一群男演员中扭动着出了场。跳了一会儿,他和几人冲到场地中央,对着被围在中间的小朋友招手,模拟着亲昵交流,随后各自抱起一个,涌到最前方朝虚拟的台下观众挥挥手,露出职业性的夸张笑容,从台前散去。

“我们都知道摄像机在哪儿了,上前抢个镜头。”跳完下场后他嬉笑着解释。身材高大、长相酷酷的李阳,跟在台上笑容夸张活蹦乱跳的时候判若两人。这是他连续第八年参加春晚了,其中有七年都隐藏在人多势众的开场舞中,做着几乎相同的动作和表情。

春晚是像李阳这样的专业舞蹈演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舞台,现在成了他生命中最深的烙印和难以承受之重。他早已感到疲惫,“不能跟家人过年的滋味”也比一般人想象中难熬,但今年已经30岁的他也深知“要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因为多在台上跳一次,以后就会少一次。

从1985年第三届春晚开始出现歌伴舞这种形式之后,舞蹈演员的需求就日益庞大,无论如何,只要春晚对营造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仍有需要,就会有前赴后继的李阳们把自己的人生绑定在这方舞台。

舞蹈演员之“我要上春晚”

李阳家在新疆乌苏,那个城市没有机场,每年除夕夜演完节目吃过饭已是凌晨两点,回到驻地一般四点左右,他需要赶早晨七点的飞机回乌鲁木齐,几乎一夜无眠,下了飞机再搭四个小时大巴回家,李阳每年的春节,都是从初一下午开始的。

他的爷爷是山东泰安人,抗美援朝后就去新疆扎了根。李阳12岁才开始学跳舞,这在同龄人中算起步晚的。他自嘲说读书时偏科偏得厉害,“文科还可以,数学看了小数点就不认识了”。正好他一直对音乐兴趣很大,妈妈就说干脆你别上学了,去投奔在塔城地区歌舞团拉小提琴的姑父。后来李阳顺理成章考上了新疆艺术学院,学的是中国舞专业,毕业后留在石河子市歌舞话剧团。

民族舞算是舞蹈表演类里应用最广的一个专业,也是各大晚会伴舞的主流类型,所以李阳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站在春晚的舞台上跳一下。有一次老师告诉他吉林歌舞团来新疆演出了,那时他已经隐约知晓“吉歌”在江湖中的地位——每年看春晚时总能在电视上反复看到他们的字幕。李阳和几个同事前往观摩,结束后碰到团长冷明宇,记下报考方式,就这么考进了吉林歌舞团。

2005年到吉歌后,因为刚熟悉情况,李阳没能参加春晚,但从第二年开始,他就一年不落地在春晚跳舞。现在,李阳已经成了团长助理和第一队的带队副队长,至今对冷团长充满感激,把他从那么偏远的地方招考过来,让他触碰到曾经梦寐以求的舞台。

23岁的陈容溶也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但她的春晚之路才刚刚开始。陈容溶5岁习舞,12岁进艺校,大学读的是沈阳音乐学院,毕业进入湖南魅力湘西歌舞团,走的是职业舞蹈演员的“标准程序”。

学舞蹈的孩子打小走南闯北四处演出,成熟都早,陈容溶也不例外。大学四年她就是沈阳电视台春晚的常客,大腕自然见了不少,等到参加央视春晚时,90后的她面对芸芸众星已是非常淡定。

陈容溶的队长臣诗源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回忆起2011年10月的那个下午,臣诗源仍不无亢奋,团领导走进排练室,平静地通知大家, “今年或许会参加春晚。”“大家都呆住了,觉得太突然了,不太可能吧!”他憨憨一笑,话锋一转:“可也就新鲜了一年,今年听到消息就很平静了。”

央视“御林军”

12号的晚上是总导演哈文第一次来现场审节目,歌舞导演和编导们严阵以待,一下午连排三次,每一次,导演都会在李阳他们上场时喊话,“‘吉歌’的,你们热情再多一点,这样场上其他人的热情也会更多。你们都老大哥了,做个表率好不好?”

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们从12月排练开始,早晨七八点起,晚上12点后才结束,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以至于到了彩排当天,喜庆的音乐震耳欲聋,灯光炙烤,他们还能在椅子上睡得踏踏实实,听到上场一跃而起。李阳自己最夸张的一次,就躺在一号演播厅舞台正中央,在排练间隙睡着了,“当时就一个念头,让我睡十分钟吧,就十分鼠”。

“现在这帮孩子就是太累了,”冷团长看着自己的队员叹了口气,“说句良心话,我们团已经不想参加春晚了,都15年了。”

“吉歌”最早跟央视结缘是在1996年,冷团长带了12个女演员参加央视戏曲频道的一档节目。“戏曲导演一看,十六七岁的孩子一上台眼睛瞪得溜圆,特有表现力,就很喜欢。”受此鼓舞,团里将春晚总导演请到了吉林,于是从98年开始,“吉歌”的100多个舞蹈演员就成了春晚歌舞类节目的主力,每年少则贡献5个,最多到过12个。

当时承担央视舞蹈演出任务的主要还是省级和部队的文艺院团,相比之下,“吉歌”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团,水平很低,几乎天天挨导演骂,冷团长就命令他们结束后都不许走,留下来重练,一直到凌晨两三点。

从1999年到2003年是“吉歌”的爬坡期,它从最初给别的团凑人数、“镶边儿”,到现在独当一面,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主力地位。2006年,当时的总导演郎昆曾当着所有团队的面说:“‘吉歌’就是好,真是中央台的御林军,是皇家部队!”导演金越也评价,“晚会最能吃苦的演员就是‘吉歌’,他们来得最早,走得最晚。”

现在,每年到了三四月份,当届春晚的总导演就会给团领导来电话,“今年你可得来帮忙啊。” 一些大腕级春晚歌手,如宋祖英,也是每年上春晚都指定“吉歌”伴舞。

从某种意义上讲,半军事化管理的“吉歌”确实成为了春晚的一个标杆。从第一年进台他们就统一着装,当时没钱买贵T恤和羽绒服,就采购十几块钱的黑T和军大衣,以至于后来其他歌舞团也全都效仿着这么穿。

他们还注重细节,每次联合排练,座位区域里“吉歌”的队员都一眼可辨,他们坐得像参加运动会的中学生,东西不乱放,垃圾随手清,走的时候要比来的时候都干净。彩排后台原本不允许吃零食,喝饮料,但春晚剧务会对“吉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他们走时会打扫干净。甚至连编导都对他们区别对待,前几年都是编好舞蹈给他们练,现在有时索性只讲个大概,动作让他们自己发挥。

李阳来时赶上了团里最好的时候——在春晚效应的影响下,张艺谋的歌剧《图兰朵》、中央改革开放三十年晚会、建国60周年献礼的《复兴之路》等,导演都钦点他们参演。2009年几乎是团队最辉煌的一年,所参与的《复兴之路》阵容非常强大,齐集总政歌舞团、兰州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武警、二炮、海政等八大军区文工团,而他们都甘当绿叶给“吉歌”当起了伴舞。

离明星最近的人

这种对舞蹈动作整齐划一的迷恋,使中国舞蹈演员的发挥很少,可辨识度极低。李阳的妈妈在他第一年上春晚时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1米处目不转睛地盯着,生怕错过儿子某个倏忽即逝的镜头。“因为舞蹈演员的镜头基本上就是‘1、2’,就没了。”李阳说,每年他会在网上看重播,然后把有自己的画面截屏保存。

这两年歌舞类节目又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时间上越来越短,从1999年的将近两小时,到去年的1小时40分钟,到今年据说只有1小时10分钟了。与此同时,舞美和舞台背景的特技效果越来越重,去年的舞台效果就让普通观众都有明显感觉。

李阳也强调,现在在春晚跳舞更多的是配合舞台效果,“在舞台上你甚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要时刻记住它是在不断升降变化的”。他的左膝上至今套着护膝,那是2009年留下的旧伤。当年大年二十九的最后一次联排,因为推拉道具的并不是专业人员,推的时候卡在缝里,导致他从三米高的地方直接摔下来,他本能转了一下侧身避免后脑着地,腿却摔得最重。台下练了几个月,功亏一篑,第二天他在现场默默看完整场节目,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由其他人填补上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排练时一般歌手都是由编舞代替走位,正式演出前四五天他们才会加入,而港台明星通常只演练两天。伴舞的次数太多,李阳只在第一年见到明星时兴奋过,跑去找人签名合影,后来就习惯了。他印象里成龙相当平易近人,刘德华的助手也挺好,很和善,不会拦着你合影,周杰伦就一如既往地冷,不说话。因为候场区域是分开的,大部分明星和伴舞没有交流,但会非常客气,结束后会感谢舞蹈演员,像蔡国庆这类的晚会“常客”还会在台下跟他们聊聊天。

李阳偶尔会愤愤不平,“明星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都是一日三餐,没什么特别……但谁会关心舞蹈演员呢?”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工作已经是许多舞蹈演员梦寐以求的,但背后的辛酸也可想而知,常年高强度为了配合别人的表演而排练,忙得没有时间交女朋友。他们团里找恋人最多的方式是朋友介绍,在北京他找过两三个,最久的一个是公司职员,朝九晚五地上班,谈了一年多,还是怪他没时间陪,提了分手。“我平常的休息时间都用来补觉了,为了陪她觉都不睡了,我这是工作,又不是在花天酒地。”李阳很无奈。团里只有个比他大一岁的哥们儿已经结婚生子,因为嫂子也是团里的。

他们算过,团里有几个演员从12年前的蛇年春晚跳到了今年的蛇年春晚,十二生肖已经跳了个遍,合作的蓝天幼儿园的小朋友也都中学毕业了。普遍来说,男舞蹈演员跳到35岁就是极限,女的到了30岁就会嫁人,退到幕后做编导或培训老师。李阳喜欢那种在舞台上被关注的感觉,年轻时他甚至还想过往影视圈发展,现在再提起连向往都成了回忆,他说自己已经没那个闯劲蘠。

舞蹈很多,舞蹈家很少

从1997年至2000年,“吉歌”每年都要自费往返北京20多趟,一趟往返路费就得5万多元。后来,他们干脆在北京租下房子作为演出基地。基地搬过好几次家,现在是位于北三环的一套三层小楼,主力部队一队的舞蹈演员70多人,行政、司机等40多人,都驻扎在此。团里的另一支队伍二分队今年则接下了河南、湖南、江苏等地的春晚,近5年,“吉歌”平均每年演出250多场,总收入近亿。

现在,专业歌舞团参加春晚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今年除了吉林歌舞团和江西歌舞团为政府分管,其余均为企业所属。有些甚至是私企老板攒起来给客户演节目的民间剧团,为了能在春晚露个脸,哪怕是换来一小行字幕,他们情愿给央视和剧组提供赞助费。

魅力湘西歌舞团算是企业团队中的佼佼者,平时专门在张家界景区表演民俗节目,去年参加春晚他们就表演了颇具民族风情的舞蹈《追爱》,改编自歌舞团自己创作的《爬楼》,题材则来自瑶族人民独具一格的求爱传统习俗:在月亮从东山升起时,小伙子们三五成群聚集在钟情女孩的吊脚楼下,用歌谣和舞蹈示爱——那个吊脚楼还成了春晚之最,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道具。当时春晚的舞蹈编导对这个节目“比较满意”,但是要求“再喜庆一点,闹腾一点”。

后来节目把七八分钟的时长缩短了一半,去掉了具体的民俗展现,动作变得更为简单直观。

纯粹的舞蹈节目在春晚上日益尴尬,这或许跟整个舞蹈行业与大众审美的疏离有关,到现在为止,普通人叫得上名字的舞蹈家也只有杨丽萍一人而已。

杨最早登上春晚舞台是在1988年的民族大联舞,第二年又一气儿跳了《舞之魂》、《版纳三色》、《孔雀》三支,一举成为国人心目中舞蹈艺术的高峰。

“我爷爷奶奶就特别爱看民族舞,觉得特风情。”一位常年跑春晚的资深娱记表示,“不过去年杨丽萍复出跳的《雀之恋》,跟我小时候印象里的孔雀舞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呢,好像就是丢了那个魂。”

陈容溶倒是想得很清楚,“春晚对舞蹈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公平的舞台。这里对舞蹈的要求不是专业和艺术追求,就是烘托个过年氛围罢了。”她顿一下,“现在舞蹈是很多,但是‘家’很少,舞蹈家很少。”她自己还是梦想有一天能在这个舞台上纯粹地跳一段舞,像杨丽萍那样,但也明白那只是希望。

“其实,春晚想捧红一个人太简单了,董洁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就是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一个普通演员,上了一次春晚,一切都变了。”12日晚上九点,刚接受完哈文审核的李阳下了场,闲聊两句,又急匆匆收拾行装忙着去大会堂彩排。听到记者夸赞说跳得已经很好,他撇撇嘴,“不行,差远了呢。这才是个大概,到时候70个人必须做成跟一个人一样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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