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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四十年历程-舞蹈基本知识

来源:河南艺术中专学校招生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2-04-06 14:48:48

总理出题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总理的一次谈话。1963年,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演出了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总理在演出中对编导蒋祖慧等人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中国的芭蕾,从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建校以来就一直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先后聘请了六位著名的苏联芭蕾专家,成功地演出了欧洲经典舞剧《无益的谨慎》、《天鹅湖》、《海侠》、《吉赛尔》。每一部舞剧的演出,周总理都不止一次地亲临剧场观看,给予热情的肯定和鼓励。正是依据周总理“对外来艺术首先学到手、学到家”的指示,北京舞蹈学校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和继承欧洲古典芭蕾舞的优秀传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芭蕾舞人才,包括演员、教员、编导、作曲家、舞台美术家以及舞台技术人员。所以周总理认为当时的芭蕾舞团已经具备了自己独立创作的条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事后还委托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落实这件事。确定剧目

根据周总理的设想,林默涵在63年底邀请了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舞蹈家协会的有关同志,一起讨论舞剧的选题。参加会议的有陈锦清、赵讽、胡果刚、游慧海、李承祥、王锡贤等人。林默涵在会上首先传达了周总理底意见,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设想:“我们不熟悉外国的生活,不如大胆一些,创作一个本国现代题材的剧目。”他提议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在讨论中我代表几位编导提出了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认为这部作品故事感人,人物鲜明,娘子军连连歌家喻户晓,适合发挥芭蕾舞以女性舞蹈为主的艺术特点,并当场讲述了舞剧的初步构思。与会者一致赞同,由林默涵当场拍板,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事后组成了创作班子,由吴祖强、杜鸣心、戴洪威、施万春、王燕樵作曲,李承祥、蒋祖慧、王锡贤编导,马运洪负责舞台美术设计。大家满怀激情地投身到第一部中国题材的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中去。深入生活

对于创作人员来说,首要的是生活。1964年2月,组成了赴海南岛深入生活的创作班子,由李承祥任组长,吴祖强、刘庆棠任副组长,成员有王锡贤、蒋祖慧、马运洪、摆淑湘、钟润良、王国华、李莉盈。途经广州时,与电影原作者梁信讨论了关于剧本改变的问题,梁信表示热情支持,还主动写了一个舞剧大纲供我们参考。到达海南岛后得到海南军区的大力支持,主动与各地联系并提供了车辆,使我们的环岛活动得以顺利展开。

我们访问了当年老革命根据地,当时的老赤卫队队长,他给我们讲述了海南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带着我们去看当年开万人大会的红场,访问经常掩护红军的革命老妈妈,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在琼海现县,我们见到了当年的娘子军战士,听她们讲述当年海南妇女的悲惨生活:她们象牛马一样被买卖,作童养媳、给地主当丫头,不但承受了最沉重的劳动,而且常常挨打受折磨,生命随时都会失去。海南妇女受压迫很重,所以反抗性也特别强。当年众多妇女逃出牢笼,找红军要求当女兵,在贴布告的当天就有四百多妇女跑来报名,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勇敢、乐观、觉悟高、能吃苦,对压迫者有刻骨的仇恨。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就不可能对海南岛的自然风貌和地域特色获得那样多的创作依据,盛开木棉花的英雄树、茂密的椰林、高大挺拔的榕树、秀丽多姿的万全河畔……,为舞剧不同场次的特定情境提供了鲜明有力的主体形象,使美术家创造出诗画结合的美好意境。我们在通什黎族聚居地学习民族舞蹈,收集琼剧音乐和民间曲调,在屯昌解放军驻地下连队当兵,使大家头脑中的艺术想象逐渐丰富起来,艺术构思逐渐成熟起来。创作组每到一地都要坐在一起讨论剧本,大家都畅谈生活中的感受、畅想未来舞剧中的舞台形象,《红色娘子军》的舞剧台本就是在这样的集体讨论中产生的。创作排练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电影原作,梁信的剧本、谢晋的导演艺术、黄准的娘子军连连歌,以及祝希娟、王心刚、陈强等表演艺术家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为芭蕾舞剧的创作提供了典型的基础。当然,芭蕾舞与电影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规律。从荧幕形象到芭蕾舞形象的转换能否获得成功,主要从两方面加以审视,第一要体现原著的精髓,包括思想主题、时代特征、风格样式、人物形象等方面,第二要充分发挥芭蕾舞艺术的独特魅力,使观众在形象转换的观赏中获得有别于荧幕的美感享受。

舞剧台本完成以后,很快进入音乐和舞蹈的创作排练,舞剧的音乐形象是从音乐开始的,经过作曲家们的深思和苦思,使主题音乐伴随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逐渐形成了高潮,给舞剧编导和演员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想象的空间。

芭蕾舞民族化是编导在进入编舞时的主导思想。为了在芭蕾舞台上塑造出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人物形象,我们在编舞上坚持从生活出发、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在肢体语言上努力将西方芭蕾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加以融合,与军队的生活和军事动作加以融合,在此基础上去创造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的新的舞蹈语言。

芭蕾舞演员是芭蕾舞剧舞台形象的最终体现者,作曲家编写的音乐,编导设计了动作,一个鲜活的舞蹈形象要靠他们去创造体现。在排练过程中,演员们发挥出极大的主动创造精神,他们十分热爱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与过去演出的欧洲古典芭蕾剧目相比,他们更加注意角色的内心情感和性格特色的挖掘。排练厅内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演员们刻苦地去掌握那些“中西合璧”的舞蹈语汇,并使它成为人物性格化的语言,中国芭蕾舞台上从未出现过的使枪弄刀使演员们流下了更多的汗水。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舞剧的初稿终于完成了,在芭蕾舞团的小剧场内组织了第一次联排,特意邀请了北京军区的首长来观看,他们给予积极的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意见:希望加强战士的气质,认为演员的表演有点象“娘子”,还不太象“军”。剧院领导当机立断,暂停排练,下连当兵,包括全体演员和演奏员一百三十多人,打起背包,开赴塞外部队。

首演成功

1964年9月26日,《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正式公演,请周总理观看,他在演出结束后上台看望演员,高兴地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演出的这样成功。过两天,一位外国元首来访问,就由你们演出招待。”芭蕾舞团在成功完成招待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演出后,于10月8日为中央领导同志组织了专长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前来观看,毛主席在观看演出中说了两句话:“方向是正确的,艺术是成功的。”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给大家了极大的鼓舞。10月份《红》剧到广交会演出,同时应邀到深圳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人士演出,受到普遍好评。在广州演出期间,广州市工会组织了工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踊跃:“过去看《天鹅湖》,不懂它什么意思,这次看《红色娘子军》看懂了,合工农兵的口味,很激动,被吸引住了。”,“芭蕾这种形式虽然是‘进口货’,但是把它变成了中国的,很成功,舞蹈民族化做的好。”当时正在广州演出的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员看完演出,都激动地跑上台,与我们的演员拥抱在一起。在后来的座谈会上,古巴著名芭蕾舞蹈家阿丽西娅阿隆索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在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拿着刀枪的足尖舞,很精彩,你们太了不起了!”。几经波折

《红》剧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的确使芭蕾舞团的全体人员感到欣喜万分,当我们带着成功的喜悦心情返回北京时,谁也没有想到‘厄运会悄悄降临。65年,江青开始批判《红》剧,并且对音乐、舞蹈、服装开始蛮横的修改,一个好端端的作品被她改得面目全非。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冲击芭蕾舞团,贴大字报,叫嚣着:“砸烂芭蕾舞团,禁止芭蕾舞演出”的口号,仿佛芭蕾舞就要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了。没想到江青出于政治的需要,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一顶“样板戏”的桂冠戴在了《红》剧头上,一夜之间,芭蕾舞团又神气起来,成为了样板团。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并非顺利,在后来所谓的“清队”中,芭蕾舞团有45%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15%的人被划为“反革命”,其中包括作曲、编导、指挥、主要演员和相当一部分群众,它对艺术家们以及《红》剧本身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文革”中的舆论误导,使得海内外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对所谓“样板戏”产生不同程度的反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度停演“样板戏”是很自然的现象。1988年4月林默涵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红》剧的创作过程,说明这部舞剧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众多艺术家智慧的结晶。91年当时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把重演“样板戏”说成是“把强盗夺走的东西又夺回来”。92年芭蕾舞团在征得文化部的同意后,重新上演了《红》剧。93年到上海演出时,《文汇报》以:“中央芭蕾舞团昨晚在沪首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再度倾倒上海观众,场上出现曲终人不散的热烈气氛”为题报导演出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对这部舞剧有了新的理解,用以为评论家的话来说:“时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后的重新审视”。文中写道:“我们可以拂掉罩在样板戏头上虚幻的政治灵光,摆脱掉欣赏心理上的政治负担,不是把它们当作‘样板’而是‘戏’再去审视时,就会发现其中某些作品自身所拥有的艺术价值。”。“不能因为样板戏曾经被利用过就一笔抹煞掉它的价值,对于那些较好的作品,我们应当敢于肯定它所取得的成就。”。《红》剧的命运正如评论家所说;“先是无处不在,然后销声匿迹,然后是劫后重生,掀起热潮。”一部芭蕾舞剧能够经历如此不平凡的遭遇,在世界芭蕾史上应该说是少有的,也值得人们深思。走向世界

四十年来,据不完全 ,单中央芭蕾舞团而言,演出《红》剧已超过两千场。在六十年代末,加上全国各省市歌舞团的演出,累计演出场次超过三千场,这在芭蕾舞史上也算是一个难得的记录了。

197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接受了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拍摄成电影的任务,,组成了以著名摄影师李文化为组长的摄制组。为了熟悉芭蕾舞剧的艺术特点,他们住进了芭蕾舞团,与演员整天生活在一起。在拍摄中间又请来著名导演谢铁骊、著名摄影师钱江现场指导,拍摄工作进展顺利。71年元旦,彩色芭蕾舞影片《红色娘子军》在全国上映,并走向海外市场,获得普遍赞赏。1994年《红》剧先后荣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音乐经典”和“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的殊荣。

四十年来只就饰演琼花的演员就有五代人了,64年首演时的琼花是白淑湘、钟润良、赵汝蘅;紧随其后的第二代琼花是郁蕾娣、薛菁华、张婉昭;改革开放以后的冯英、张丹丹、王珊、蒋梅、李颜是第三代;第四代是李宁、邹之瑞;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第五代是孟宁宁、张剑、金瑶、侯宏澜。《红》剧能一代代传下来成为剧团的保留节目,除了编导和教员外,主要依靠老演员,他们对年轻演员十分爱护,教舞、教戏、还带艺术作风。

四十年来,中国芭蕾遍访亚、欧、美、非的许多国家,《红》剧受到多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以成为中国芭蕾与世界对话的载体。中央芭蕾舞团访美时,《纽约时报》在评论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演员们能自如地拜托古典芭蕾的固定程式,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舞蹈的风格,使舞台表现力更具戏剧性,从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从中可以看到东方和西方艺术完美的结合。”权威舞评家安娜基塞尔柯夫写道:“在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舞艺纯熟的年轻舞蹈家身上,我们看到了芭蕾舞界中一个珍贵的现象,成功地运用了一种基本上是外国地语言。完全征服了美国观众。舞蹈演员轻而易举地表现了从古典芭蕾语汇到民间舞风格的过渡,他们舞姿优美,受过规范的训练,具有强大的实力。”国际的评论中普遍认为中央芭蕾舞团“受到了世界上各流派的影响,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今年十月中央芭蕾舞团应邀出访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在法国里昂举办的中法文化年的开幕式上演出了《红》全剧,在芭蕾舞的发源地的法国演出,应该说是纪念这部传奇芭蕾舞剧的最理想、最有意义的方式了。我们希望这部歌颂激情燃烧岁月的、凝聚了几代中芭人心血的“红色经典”,能继续发扬它的艺术魅力,在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手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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